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程度已经超出预期，专家普遍认为，这是自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以来，对全球影响最深远的公共卫生危机。
针对新冠肺炎疫情走向、疫情中暴露的问题以及中国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的角色等问题，《中国慈善家》于3月28日采访了公共卫生专家黄严忠。他是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主持“全球卫生治理圆桌论坛”，同时担任美国西东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暨全球卫生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负责成立了全美国际关系学院中第一个明确从外交和安全角度研究健康问题的专业方向。
对新冠病毒认知还很有限，
伊朗可能已经“弃疗”
中国慈善家：您估计新冠病毒全球蔓延什么时间才能得到控制？能否计算出这次疫情导致的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的规模？在全球传染病史上，与历次传染病相比，这次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的特点是什么？
黄严忠：这个时间点很难预测，取决于很多因素。首先病毒要保持相对稳定，不能发生变异；其次还取决于病毒的传播路径、方式等；另外，各个国家采取的措施及其有效性也是一个因素。从疫情的爆发、蔓延、下降到病例归零，这有一个过程。如果从愿望的角度讲，希望夏天的时候病例可以大幅下降，同时希望南半球的疫情不要导致二次爆发。有一种可能是病毒转变成季节性流行。当然，也有可能病毒悄悄地来，然后就消失了，像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那样。
预测病例，只能是在一个区间之内做预估算。2009年的大流感，世界卫生组织原先的估计是全世界超过1.8万人死亡。但美国疾控中心CDC 估计是，从2009年4月到10月，光是美国就有1400万到3400万人感染，大约3900人死亡。
从特点上讲，这次新冠病毒，无论致死率还是传播率都超过2009年的大流感，能跟现在相提并论的大概只有前面的三次大流感了。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感染了全球25%以上的人口，导致5000万人丧生。
另外，这次新冠病毒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有太多人类不了解的地方，包括病毒的来源，传染性，致死率，以及治疗后为什么会反阳。1918年很多死亡集中在年轻人口当中，是一个W曲线，两边是老年人和孩子，中间突出的是年轻人。因为病毒引起免疫系统的过激反应，对人体器官造成损害。这次新冠疫情，重症的多数是老年人。不过在美国有相当多的重症病例在20-44岁之间，这一点和中国又不一样。此外，没有症状的患者如何还能传播病毒，也是没搞清楚。
中国慈善家：目前，您最担心的是哪些国家和地区的疫情？您认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应该着重加强哪些卫生应急措施？
黄严忠：我比较担心的是应急反应能力差的、医疗体系能力较弱的国家和地区。比如，埃博拉在非洲暴发期间，有的国家整个国家只有一百多个医生。还有中东的一些国家，他们一方面测试能力跟不上，另一方面是信息缺乏透明度，导致病毒蔓延。虽然很多人感染，但官方统计数字却相对较低。
比如伊朗，根据疫情蔓延程度，伊朗很可能已经放弃了积极防堵的措施，只能寄希望于群体免疫，让病毒在国家悄悄流行。因为感染的人口中，80%都是轻症或不需要治疗的，他们得病之后一般会具备免疫力。潜在好处是，很快这些国家的大部分人都会获得自然免疫。从最后结果来看，可能未必完全是一件坏事，有点否极泰来的感觉。
通常一个国家防疫能力不足，短期内要得到提升不现实。国际援助这时就显得格外重要。国际援助可以有多个方面，比如提升医疗系统检测救治能力，提供更多资源，比如口罩、检测试剂、呼吸机以及派遣医疗队等。这些能力，其实可以通过国际援助在短期得到提升。而长远来看，还是要靠本国对公共卫生和医疗方面更多投入。
疫情在中国仍有反弹的可能
中国慈善家：近日，湖北新冠肺炎新增确诊和疑似病例清零后，又发现无症状感染者和治愈患者检测“复阳”的现象。您认为疫情在中国是否会出现二次反弹？近期中国境外输入型病例呈上涨趋势，对此应如何做好有效防范？
黄严忠：反弹的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这其中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无症状病例的存在并且会传染给别人。目前，不能说病毒的传播链被完全阻断，死灰复燃的风险依然存在。
另一方面，目前境外输入病例的压力越来越大。很多华人、华侨、留学生回国，造成境外传入风险。目前中国已经采取措施，包括禁止外国人入境等。不过，根据外交部信息，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有80%是持中国护照的。当然，如果不让华人华侨回来，会让人寒心，毕竟他们在中国抗疫时起到了很大作用，在中国抗疫期间，有20亿口罩都是从国外寄到国内的。现在政府采取的是一个“高筑墙”的策略，在原有的基础上提高了入境的难度。
中国慈善家：美国正在成为全球疫情中心，您对联邦政府的防控路线有什么评价？我们注意到特朗普总统和CDC防控专家似乎一直有着不同的看法，在您看来，在这次疫情防控中，CDC保持了独立了吗？CDC保持独立的条件是什么？
黄严忠：美国联邦政府目前做得不错，可以打80分。现在美国全国已经动员起来了，联邦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特朗普政府重新启动了《国防生产法》，跟厂家联系，调用生产线，紧急生产需要的防护和治疗设备,包括呼吸机。
另一方面，联邦政府也在采取措施，减少疫情对民生和经济的影响。现在通过了2万亿的刺激法案，给家庭年收入在15万美金以下的提供现金资助，包括对失业群体提供补助等。
说到CDC，虽然CDC的主任是总统任命的，但大部分官员却不是，所以基本能保持独立性。不过一开始，CDC似乎轻敌，未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没有采取积极措施。尽管前美国药监局局长Scott Gottlieb一直在呼吁，说我们缺乏足够的测试能力，CDC似乎没有听进去。2月5日开始把200个试剂盒送往全国各地。但直到2月中，每天还只能做100例检测。这种失误，我觉得并非受到特朗普立场的影响，更多还是和CDC本身对病毒的危险认识不足有关。
世卫组织没有充分发挥应有作用
中国慈善家：全球的传染病流行和危害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而这次疫情在欧美发达国家所造成的损失严重。您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这是否意味着发达国家建立的疾控体系和主流的传染病防治措施在面对新型传染病时已不合时宜？
黄严忠：首先我要说的是，目前新冠病毒的蔓延并造成巨大损失不是只局限于发达国家。在印度印尼等发展中国家，病毒传播也很厉害，只是可能还没有完全在数据上体现出来。
从历史上来看，有关的国际防疫条例的制定基本都是为了防止发展中国家的病毒传到发达国家，而这个过程相对比较慢。1918年西班牙流感绕地球一圈花了18个月。2003年的SARS后，国际社会发现，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一个病毒在36小时之内，可以从一个地方传播到地球的任何地方，这就需要改变原有的制度来应对了。2005年生效的《国际卫生条例》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强化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核心检测和反应能力。
这次新冠疫情，一方面反映了发达国家在应对国际性紧急卫生事件本身的疾控体系是有瑕疵和漏洞的；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全球健康治理的思路和规则需要进一步改变。特别是以国家为中心的应对模式，不仅延缓了国际社会对疫情做出迅速有效反应，也增添了国际间合作协调的难度。
中国慈善家：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后，很多国家采取了封闭边境、限制人员流动、限制医疗物资出口等措施，国际协作受到打击。您认为面对新型全球性传染病，世界各国应该如何提高应对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
黄严忠：在国际社会层面，一方面是要加强协调。国家之间应该就可能影响别国应对措施的角度（比如对入境人员的限制以及贸易限制措施方面）进行协调。如果一国单方面对另一国宣布旅行禁令，只是因为该国大规模测试带来的病例增多，不仅对国际抗击疫情的积极性带来损害，也会损害两国关系。
另外一方面，需要合作，互通有无，互相提供帮助，比如医疗资源和数据的分享。
无论是协调还是合作，都需要有国家或国际组织出来牵头。大家都寄希望于世界卫生组织，希望能够在推动各国积极抗击疫情的同时提供必要有效的协调。
中国慈善家：您认为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应对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中是否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为了更加有效地发挥全球卫生多边机制的作用，世卫组织应该做出哪些改革和努力？
黄严忠：世界卫生组织起到了一定作用，包括公开透明分享病毒的信息，鼓励各国采取积极行动。他们组织了专家调查组到中国，宣布了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等。但有一些国家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表现不甚满意，比如推迟宣布进入国际卫生紧急状态，多少影响了世界卫生组织的信用。作为一个专门国际卫生组织，应该还是尽量避免大国政治的影响，尽量保持中立。作为一个会员国主导的机构，世卫组织仍有一些空间可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如在决策时不一定完全需要依靠主权国家提供信息。但是世卫这次没有充分利用这些自主空间，其国际协调作用也比较有限。
中国应该更多参与规则的制定
中国慈善家：五年前，美国领导70个国家针对埃博拉病毒开展应对行动，但这次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美国似乎无意向疫情严重国家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各国也没有对美国产生更多期待。这是否意味着美国正在退出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领导地位？
黄严忠：在抗击埃博拉的时候，美国是起到了领导作用。从资金支援上来看，远远超过世界的其他国家。据统计，美国当时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的资金，大约是17.63亿美元。同时，美国还向西非国家派出了3000名军人，帮助建立医院等。
而在这次新冠疫情中，形势有所不同。首先，埃博拉疫情时，美国基本没有受到波及，而这次美国已经成了疫情中心，所以目前的精力更多集中在本国。第二，也是和特朗普更多考虑美国自身利益有关，所以比较少考虑向其他国家伸出援手。比如，美国准备收购德国疫苗生产厂家以便独享疫苗，就反映出了这种“美国优先”的心态。
具体是否会影响美国在全球卫生领域的领导地位，还有待观察。目前看来，是有往后退的迹象，但还不太明显。如果看美国的国际卫生援助，在数额上还是遥遥领先的。
中国慈善家：中国目前已向82个国家提供医疗物质援助，并派遣医疗队前往有需要的国家。您如何评价中国在此次疫情全球救援中发挥的作用？针对中国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您有哪些建议？
黄严忠：首先，中国通过采取有效的防控措施，把疫情有效控制，避免在更大范围内传播，这在某种意义上为其他国家抗议赢得了时间。其次，在中国局势稳定后，能够为其他国家提供援助，这也是中国做出的积极贡献。
在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方面，对外援助是一个方面，比如利用自己的资源、人力物力，为其他国家提供物质援助。还有就是，应该积极参与国际卫生制度、规则的制定和执行。在这些方面，中国还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要知道，在2003年《国际卫生条例》修改谈判时，中国更多是规则的接受者角色，采取合作的态度。在执行层面，中国做得更好些。
在未来全球卫生体系和规则制定上，中国可以提供不一样的模式和视角，比如这次抗击新冠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就指出，中国提供了一个值得仿效的模式。可以预料，中国将在这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不光是喊“狼来了”，
还要为下一场危机做具体准备
中国慈善家：疾病的预防和控制需要整个社会的努力，这里面也包括私营部门的贡献。在您看来，对于疾病的防控，全球性的私营部门（如盖茨等各大基金会、公益组织等）在这方面表现如何？在这次疫情当中，他们有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您认为今后私营部门还需要在哪个方面加大投入？
黄严忠：和国内的抗疫模式不同的是，在欧美，除了政府组织之外，民间的非政府组织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不管是公司、学校还是非盈利机构。比如说，这次抗击纽约疫情需要大量的医护人员，我们看到有大量来自全美各地的医护志愿者自发参与到救援中。这不是国家动员的，而是民间的行为，这也是公民社会的一个体现。私营部门在开发疫苗和药物、积极转产防疫需要的产品设备以及捐赠所需要的物资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国慈善家：2015年比尔·盖茨曾在演讲中预警传染病再次全球爆发的可能性，根据您的观察，之后国际社会是否有做过更多准备，采取过措施预防类似情况的发生？
黄严忠：埃博拉疫情之后，国际社会的确做过很多反思，形成了很多反思的报告，成立了应急基金，建立类似“救火队”的国际应急反应队伍等。虽然如此，这次新冠疫情爆发，整个国际社会，还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不光是比尔·盖茨，很多公共卫生领域的专家其实都预言了大型传染病的暴发。但听多了，有点像狼来了的感觉，所以大家很少认真做准备。
从埃博拉到现在已经有6年了。当年埃博拉疫情刚结束后，应该算是一个“机会之窗”，那时候如果能及时采取措施，亡羊补牢，修复制度、体系的漏洞等，或许会有一定效果。但“机会之窗”是很短暂的，一旦过了，再推动一些事情就不容易了。
从1918年到现在，应该说新冠病毒是对人类社会、政治和经济影响最严重的一次。希望此次疫情过后，国际社会会有更多警觉，无论是各国本身公共卫生反应机制，还是国际上的更过协调和应对，希望会有一些根本的改变。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